姚舜熙先生是中国当代花鸟画坛的杰出艺术家，是发展中国花鸟画，融注生命精神的重要代表。他继承了中国花鸟画的精神传统，开拓了二十一世纪中国花鸟画的新面貌。在他的艺术探索中，艺术形式与生命精神自然结合，使他的艺术创作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过程中时代审美需求的象征，为观者展现出了出恣意烂漫的性灵世界。

　　一、写意精神的探索

　　《易•系辞》提出“观物取象”，是对宇宙万物的观照与再现，它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姚舜熙先生花鸟画中对自然物象的观察与描绘即是在仰观俯察的自然面前呈现出物象情态所致的生命意蕴，在物象与心灵的观照之下呈现出新的画面语境，这种呈现不仅限于对外界物象的模拟，而是更着重于表现万物的内在特性，使“人情”与“物情”在体察中得以交融，在自然中汲取最富生意、最具情思的物象加以创作表达。当然，这一切都缘于他的朴素、执著和对“万物同一”哲理精神的一往情深。

　　中国古代的花鸟画讲究技法，更注意对自然物象的逼真描绘。姚舜熙先生的工笔花鸟画在自然物象“写实”的抒发上，流露着烂漫的写意精神。在姚舜熙先生的绘画意识中，首先尊重客观的生命表现，将“物意”作为艺术创作的首要前提。“物意”是“物”的自由本性在对象之物中的充盈，“物意”有赖于人的体认和发现，有赖于人的审美直觉对对象之物本质特性的穿透。发现、体认“物意”的过程，也是审美者内在主体性不断觉醒、不断成长的过程。因此，姚舜熙先生的绘画艺术中最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于面对自然时对“物意”的尊重与思辨式的体认与创造过程。但最终，艺术创作的表达落脚于“物意”(物)与“心意”(人)的相融，毕竟画家的审美创造离不开主体内在情感的指示性与对应性，也必然在“物意”介入过程中产生“心意”的创造与表达。因此，“物意”便是“心意”，“心意”便是“物意”，姚舜熙先生正是在“心意”与“物意”的相融中产生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造型语言，继而产生了属于他自己的花鸟世界与宇宙精神。

　　第二，中国花鸟画的表现手法及意境的表达是内在的：首先，物象的表达要以自然为前提，这里的“自然”并非是在形象上的相似、逼真，它的“自然”里面包含着“生意”，是物象本身的“生意”，又是画家自己所体悟到的“生意”，是画家本身自有的生命力与物象的共融。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体察过程，而把这种体察心得在画面上表现出来，在创作中实际上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存在远、近之别，它是画家心手相应的契合和内在修为的体现。姚舜熙先生画面语言的“生意”，即包含了对象之物的生命性体认，以及自然中物态生长的特点、个性的捕捉，当然更重要的是生命与整个宇宙之间的整体交汇关系。可以说，姚舜熙先生的花鸟画在观察自然，体悟自然时，这种从“物意”到“生意”的体认还是相当认真和积极的。可以认为正是姚舜熙先生这种既尊重自然物象又追求生命精神的方式，才真正使物象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构关系成为可能，才真正使人的生命体验得到具象化的表现，写意精神才能更真切的显现。不能忽略的是，姚舜熙先生的写意花鸟同样精审于工笔草虫,“工”与“写”在他的艺术个性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正在于生命精神的注入。著名美术评论家范迪安先生曾高度评价说:“他既有写意与工笔两类作品不同的风彩，又有融写意于工笔中的独创面貌，后者尤其是他艺术上的不凡建树。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可以感受到工笔一路的精微感觉和华丽色彩，又可品味到写意一格的阔大气势与舒放情怀，这在当代中年画家中是不多见的。”

　　二、情理的超越

　　五代画家荆浩曾讲：“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③此中的“度”和“取”，已经包含了主体体微物象的过程。姚舜熙先生的绘画中存在着找寻大自然系统性的探索痕迹，他试图在造型与色彩的关系中找到最契合自然，同时契合自我的一种方式。他的色彩中饱含着生命力量的解读，无论是选择哪一种色调的呈现，他总是希望能够达到生命所见生命的力量表达。北宋•晁补之曾提出“遗物以观物”的思想。“凡物皆有形和神，若以形和现象为物之第一自然，则神和本质为物的第二自然，艺术成立于第二自然中。‘遗物以观物’，即‘遗物’之第一自然而‘观物’之第二自然，能观物之第一自然者未必能知物之第二自然，即所谓皮相之论”，艺术家所观物的第二自然，必能直透现象而察本质。因此，在姚舜熙先生的作品里我们解读出：生命张力的诉求不在造型与色彩的简单罗列与模仿，更多的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遗物以观物”的方式发现最为“真实”的自然系统，这种“真实”是格物致知的精神。因此，姚舜熙先生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用“情理”和“物理”的关系，达到自然与创造主体的合一，达到存在世界的系统性秩序表现。

　　“万物皆一天理”，把握了“物理”也就可以达到“常理”。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提出的“常形”、“常理”，就是对绘画中如何认识事物规律、把握其性质、特征所作的论证。他说：“余常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失之，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常形”是指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的事物;“常理”是指事物内在的性质和规律。作为画家，要把握“理”就要深入观察，画花鸟画“见一花一萼，谛视而熟察致，以得其所以然”，这都是在求合“理”。“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完物之微妙”，姚舜熙先生在艺术创作表现上，对于“理”的把握和运用是非常具有开拓性的，并以此作为表现自然变化和机趣的创作依据。应看到恰是姚舜熙先生的“言理”诉求，不但使他的艺术作品带上了哲理反思，也提升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我们看到作品《祥云》系列，表现出了微观世界的秩序与系统，他以“情理”介入自然世界，但他又进而超越了“情理”回归到自然本真的“物理”世界，这里的“物理”是归于自然天道的“度物象而取其真”，即返其本质，回归自然宇宙本真之境。这样的超越在工笔画家的实践中是少有的，他将观造化后的心源之作回归到“常理”的自然秩序，这是他的超越，是他的返朴归真，是他的穷理尽性。我相信，如姚舜熙先生的《祥云》系列中放大式的再现螳螂、蚂蚱等自然生物的作品，绝不是以新奇为噱头的“当代”应对，《祥云》系列作品的出现拓宽了中国花鸟画固有的表现形式，给我们带来了以“万物同一”的思辨启示，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平行关系下的平等之理。

　　三、求真之境

　　一切的形式终要回归到母体的承载即自然的观照，姚舜熙先生对自然界的情感是温暖的，他对生命力量的把握是刚毅的，他总能在正大的生命感怀中带来“求真”意志的显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他的花鸟画极其重视写生功夫，在他的写生观察中并非客观的描摹，它以理法的概念做了“情”和“意”的提升与探索。绘画物象高于自然生物，极生动的体现自然情状，在此提及的是“体现”而非“还原”。他曾谈到：“花鸟画写生的根本，即透过描绘视觉形态表象而达到提升完善创作方法和张扬创造精神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我们看他的作品《苍生》系列、《火焰花》系列、《苏醒》、《幽谷闻香图卷》等，颇能看到姚舜熙先生从写生中的观察、积累以及了解物态、物情，加以生动表现的能力。他的线条中带有着意味，线条的起伏，转折、停顿、韵律皆有生意。此外，他的写生作品不仅重视“实”，在“实”中表现馥郁沉美;同时重视“虚”，在“虚”中表现灵妙性情，他运用虚实相融的艺术表现手法传达出广博通透的自然精神。

　　很明显,在姚舜熙先生的眼中,“形”、“情”、“理”是相得益彰的,其都是“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在“心”与“物”的协调、碰撞中熔铸艺术意象。因此，他以热带、亚热带雨林为创作题材，探索用中国画的笔墨方式去表达他对于雨林植物厚、奇、繁、密的感受，他将气息氤氲的热带茂林印象转换成泼墨、线条和色彩的世界、大胆地采用现代艺术的构成风格创造出蓊郁淋漓的心象之作，与冲和雅淡的传统花鸟画审美意趣形成对照与补充，用新的空间意识构建了兼具原始性格和自然生命张力的艺术图式，开创了花鸟画表现语境的新的结构与支撑关系，将缜密厚重的森林性格与恣意烂漫的艺术家主体性格清晰且强烈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姚舜熙先生在创作画面动与静的时空把握中开拓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时代风貌与语言系统，实践了艺术永恒中的流变精神。

　　四、花鸟气象

　　多样的事物并不仅仅以对峙、分界的形式存在，它们总是同时在不同意义上包含着彼此相通的关系。范迪安先生曾对姚舜熙先生的艺术概括到“这是一种‘大花鸟境界’”。自然物象带给人感官上的审美与愉悦，艺术家在对自然物象审美创造中有所兴寄，并因此使其表现出独特的灵韵，这种既相互对话又相互交融的关系，又是人、物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因此，花鸟画家要在有形的物象中寄寓：内在的情感、伦理化的人格或更玄妙的哲理。也正是在这种形象性和象征性的兼顾中，外在的物象世界与人内在的生命活动在对话中达到了交融，使绘画的恣意烂漫达到最极致的满足，生动地呈现。“大花鸟境界”在此提升，因为姚舜熙先生的花鸟画中带有伦理化的人格寄兴与情味，他讲到“每次到雨林感觉都像是‘回家’”，回到热带雨林像是回家般的自然与欣喜，将所观照的自然世界寄予家园般的情感，似乎更是一种生命沧桑的回归与复始，此为气象之一。

　　其二，当代花鸟画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姚舜熙先生在完成形式创造的基础上其色彩的把握与表现又得到进一步的生发，因为他将传统中国工笔花鸟画中的色彩运用发展到另一层深意上。这样的深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将色彩应用在强烈的关系对比之下，形成了自我的创造整合，达到了色彩意蕴的极致运用。如作品《江山》、《南回归线》;第二个方面则是，他开创性地将色彩精神与自然物象的生命精神融合起来，也即是他将色彩的力量与森林植物生命腾跃的气象极致的结合起来，在“六法”之“随类赋色”的基础上延伸了色彩的气象之境。如他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花鸟画作品中显现了色彩的高亢语境，将光与色的关系应用发挥极致，《骄阳》系列、《苍生》系列、《天骄》等作品，他通过色彩的恢弘、缠绵、理性及其它所能带来生命之境的特征都以色彩的“气象”之美得以辉映，这是艺术家审美自觉的显现，更是姚舜熙先生在艺术道路上探索与实践的心象世界的外化，是他的澄怀观道，是他的通悟自然，是他的生生不息。其三，姚舜熙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以浓郁的热带雨林地域色彩为创作依据，他的画并不刻意追求深远的感觉，而是通过构图关系的平面性叠置来显现雨林植物的繁茂层次，他将画面秩序与色彩秩序达到完美巧妙的融合，最大限度的实现色彩与语境的共性关系，突出主体，并同时释放出个体的性灵精神，满足了画面欣赏的丰富与传神，保持了色彩纯度的古雅与醇厚，互相融合渗透，产生了壮美的艺术性格。

　　五、生命的深意

　　纵观姚舜熙先生的创作作品，与其讲是欣赏艺术家的精妙之作，不若说是在对话自然。他提供了观众可以对话自然的“场域”，即使这个“场域”仅仅是在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的纸卷上，但他所创造的生命深意与精神回归，却不是常人所能了透的。因为姚舜熙先生在尊重视觉的生动和哲学内涵的统一上存在着内在的自省，他的哲学内蕴是对生命的尊重，更确切的说是他以“遗物以观物”的方式与自然生命对望。他没有将生命精神的表达安置在个人与普遍的常规情态，而是将自然生命的生活方式，自然生命恣意灿烂的生命历程表现出来。所以，他有红色系列的《骄阳》，有水墨创作的《雨林奇观图卷》、《雨林印象》系列，那是对生命的礼赞和自由的高唱。他在努力探究作为生命观者自我的解读与创造，他努力在自然世界秩序中建立新的“自然秩序”，使这一切在观者看来成为更为真实的自然。他的工作是执着的，他的视角是平行的，也只有在与自然平行的视角下才能表达出生命观望的性灵。可以说，姚舜熙先生的工笔花鸟画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创造，他创造性地表现生命、创造性的表现自然。因为他不拘泥于规矩、固步自封，他不断突破的过程，对形式的突破，对题材的突破，甚至对传统观念的突破，这都是他对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贡献与开拓。因此，以“性灵所钟，不拘格套”的生命深意作为对姚舜熙先生艺术的解读是亲切而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