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7年第5期“艺术学理论”栏目刊出 2017年10月28日出刊

　　1921年5月，蔡元培先生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上发表演说，他主张“学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运用……学必借术为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他对徐悲鸿、刘硕海、林风眠、黄宾虹、傅抱石等等的扶持可看做是对“术”的体现；他在美育和艺术教育上采用的各种途径与措施，例如对北京艺专、上海艺专、杭州艺专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的建构，则看成对学理的重视。

　　作为传统中国画三大分科之一的中国花鸟画，有着特定的题材和描绘方法，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传统中国画之中的一个分支。至今也尚未有成体系的学术理论，其价值标准和定位等问题，都值得认真地系统研究。当下的中国花鸟画创作虽然在画面表现技术上日益精致，但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这其中，艺术思维的问题就较为突出。在创作中过多关注技术、笔情墨趣等的问题，忽视了其与当今社会、时政、艺术以及文化等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关联，便谈不上从文化象征角度剖析中国花鸟画创作的艺术功能和创新使命。从创新角度来看，当下缺乏的创新性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当下中国花鸟画创作中出现的“奴画”现象，是部分画家在艺术理想及学术心理上的障碍表现。所谓“奴画”，即画家盲目模仿他人作品中的绝大多数绘画技法形式及主题内容，缺之自我的理解与创造。而每个时代艺术语言的表现，自有这个时代和艺术家个人的观念与感受，仅凭盲目模仿，是无法达到艺术创造目的的。

　　二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花鸟画的市场化现象严重，使得部分画家缺少了对艺术创造与突破的尝试。多年以来不变的画法、画风以及学术观点，使它的学术思想及创造能力不具有走进当代与走向未来的可能性。

　　三是，就当下中国花鸟画创作中的文化内涵而言，部分艺术家止步于满足题材、形象、表象的再现，从而缺乏深入思考题材形象与象征创作意义的“主体意识”关系，导致作品意境苍白无力、失去时代气息。

　　四是，当下中国花鸟画的创作，在急需正确地理解与运用历史文化积淀中的艺术形象符号以及精神内涵的同时，更需要不断发挥艺术想象力的作用。

　　上述所言，是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无法列举得面面俱到，但是其创作缺乏创新力的问题所在，足以说明现代中国花鸟画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建构现代中国花鸟画“五构一论”的学术理论对于“传统与创新”“物象与象征”“技术与意蕴”“器具与艺道”等论题的学术框架建构，以及现代中国花鸟画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五构一论”即：生态表现上的“网状结构”，笔墨表现上的“点画结构”，赋彩表现上的“随情结构”，时空表现上的“多维结构”，画境表现上的“有我结构”，以及图式文化精神内涵中的中国花鸟画“象征性”的象征论。“五构一论”的艺理和学术体系建构是出自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的，“五构”是为解决现代中国花鸟画中“同构”方面问题而进行的研究，是方法论的整理；“一论”是现代中国花鸟画中有关“象征性”的诠释剖析，是意识形态的延伸。“五构一论”的建构对现代中国花鸟画学术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完善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舜熙博士

　　姚舜熙，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花鸟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化部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文化部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已出版《中国花鸟画学概论》（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花鸟画写生与创作教程》（高等教育教材）、《百杰画家·姚舜熙》《中国美术家档案·姚舜熙》《中国美术家·姚舜熙》《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姚舜熙》等18种学术著作。